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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为日本军“慰安妇”

慰安所 卡车上运走的'慰安妇'受害者 慰安妇受害者

定义

“慰安妇”制度是战时日本政府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日军的性奴隶,并有计划地为日军配备性奴隶的制度。“慰安妇”制度与日军的关系,是数千年人类文明史上找不到第二例的男性对女性集体奴役的现象,这一现象充分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、残暴和暴虐。“慰安妇”制度是日军违反人道主义、违反两性伦理、违反战争常规的制度化了的政府犯罪行为。除“慰安妇”以外,文献和证词当中还出现了女招待、特殊妇女、丑业妇(醜業婦)、艺伎、娼妓、女给等称号来代指“慰安妇”群体。日军将“慰安妇”集中起来供官兵泄欲的场所称为“慰安所”。慰安所有各种称呼:陆军娱乐所、俱乐部、军人会馆、朝鲜料理屋等。慰安所是日军为了推行战争的需要而设立的。因此,它自出现后就带有强烈的军事性质。

名称及性质规定

对于被日军强征为性奴隶的称呼,因包含着日军强征性奴隶的客观历史事实以及各国对历史的理解,故对于日本军“慰安妇”问题使用何种用语意义尤为重大。

20世纪90年代初期,日本军“慰安妇”问题正式“浮出水面”时,“挺身隊”一词被广泛使用。但就挺身队一词本意而言,是为了“日本国家(天皇)”奉献自己生命的部队,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动员劳动力组建而成,有强制劳动的意思,这一点与日本军“慰安妇”们被强制提供性服务的性质,有着本质上的区别。岂能因为曾有过女性劳动挺身队中的女性被强征为“慰安妇”的事件,就将挺身队与日本军“慰安妇”概念模糊,甚至是误用的道理。故相关研究人员最终决定把日本军“慰安妇”制度受害者统一称为与战时使用过的用语类似的“军慰安妇”。
“慰安妇”又称“随军慰安妇”或“随军慰安妇”,从字面上看,它与随军记者、随军护士等一样,是随军到战地去服务的成员,从字面上并不能反映“慰安妇”与军队的密切关系。实际上,“慰安妇”制度是“二战”时日军特有的、是深入到日军内部的一种制度。因此,比起“随军慰安妇”或“随军慰安妇”来,“日军慰安妇”一词要来得更贴切。

国际社会首次提及日本军“慰安妇”相关问题时,采用了由“慰安妇”直译而来的comfort women一词。现在UN等国际社会则主要使用性奴隶(military sex slavery)及军队性奴制度(military sexual slavery)。1996年,提交给UN人权委员会的拉迪克·克马拉斯瓦密(Radhika Coomaraswamy)报告中把该用语明确规定为“战时军队性奴隶制度”。

国际社会之所以选择“军队性奴隶制”一词,是因为该制度是日本强征妇女并对其施加集团性性暴力的行为,受害女性的生活状态也同“奴隶”别无二致。这是不争且广为人知的事实,并不是私人之间根据契约而进行的有据可依的卖淫行为,亦不是能用国民自发为国捐躯来混淆、模糊解释的。而使用“慰安妇”一词则是站在日本军国主义角度之上,带有强烈的“加害者”色彩,无法表达出“慰安妇”制度本身所具有的暴力性与强制性。从日军强征“慰安妇”的目的,过程及暴力性来解释的话,日军性奴隶才最为确切。

现在,韩国国内普遍使用日本军“慰安妇”,而不是日本军“性奴隶”。究其原因在于“慰安妇”虽然模糊了真正的含义,却可以反映出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创造“慰安妇”一词后将其制度化的特殊社会氛围,加之“性奴隶”一词会给幸存者带来精神上的创伤。韩国政府为声援受害者,在制定相关法律条款时使用的也是“日本军慰安妇”。一些研究人员为表示反对日军曾使用过的“慰安妇”一词,加上了单引号,用作“日本军‘慰安妇’”。 对日军强掳而充当“慰安妇”的妇女来说,她们不是自愿为日军提供性服务的“慰安妇”,而是每日遭到几十次强奸的日军的性奴隶。所以,“慰安妇”一词最恰当的解释就是日军的性奴隶,但是,以性奴隶来指“慰安妇”显得过于宽泛。因此,苏智良教授认为,在直接使用“慰安妇”一词,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法。但须加上双引号,用作“日本军‘慰安妇’”,突出其被迫强征为性奴的本质。

日本军“慰安所”的形成与强征“慰安妇”的规模

日军在发动满洲事变后,扩大了侵略战争的规模。

日军设立慰安所的目的:①防止当地女性遭到强奸 ② 预防卖淫导致的性病 ③ 解决将士的性欲排泄。记录显示,日本军“慰安所”的雏形出现在1932年1月的中国上海。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,日本军“慰安所”规模迅速扩大,随着日军占领地的扩大,日本军“慰安妇”的征召地区也日益扩大。中日战争发生之后,慰安所的设立、经营、“慰安妇”的征召、移送等全过程全权由日军掌管,并构建了由内务省、外务省等日本政府机构及朝鲜总督府、台湾总督府也积极配合的体系。

迄今为止, 还没有发现记录“慰安妇”人数的史料,被强征为日本军“慰安妇”的准确数量仍不得而知。曾有日本学者根据记载“几名士兵分配几名慰安妇”计划的史料和各种证词,估算过日本军“慰安妇”受害者的总数。数量从三万人到四十万人不等,研究者之间的估算结果差异巨大。

慰安所设立初期,日军主要在日本,朝鲜、中国、台湾等日本军殖民地征召女性。随着战争时间的延长及战线扩大,中国、菲律宾、印度尼西亚、越南、缅甸等日军占领地区的女性,甚至是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荷兰女性都被强征为日本军“慰安妇”。长期研究日本军“慰安妇”问题的研究者吉见义明发表的研究结果显示,日本军“慰安妇”的数量约为八万到二十万人不等,中国的苏智良教授认为日本军“慰安妇”数量至少有40万人,其中中国、朝鲜半岛是最大的受害地。

强征的方式与运输

日军强征韩国女性做“慰安妇”有以下几种方式:招工诈骗、威胁、暴力、诱拐及人口贩卖。他们通常以“工厂招工”、“能挣大钱”为幌子诱骗女性成为日本军“慰安妇”。当时还通过报纸刊登没有写明具体工作内容的“慰安妇”招募广告,但因当时的报纸订阅状态和女性的阅读理解能力等因素,招募广告直接传达给女性的概率几乎为零。日军当局选择运营慰安所的业主、日军及警察协助征招工作,业主可派人征招或亲自征招。他们主要以招工及赚钱为诱饵,哄骗、威胁或使用暴力手段强征,更有甚者直接绑架。日军声称招募“慰安妇” 是构建总征招体制及战争的需要,并且通过物理性暴力手段达到了该目的。太平洋战争爆发(1941年)前,日军通过获取“渡航说明书”把征招到的“慰安妇”送去国外的“慰安所”。征招人借助公共权力一手包办相关手续,伪造户籍现象时有发生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日军则通过获取“军队证明书”把“慰安妇”转移到国外的“慰安所”。“军队证明书”由征招人和领队携带,为日军移送“慰安妇”提供了各种便利。

[出处:对日抗争期强制动员被害调查及国外强制动员牺牲者支援委员会、日本军“慰安妇”口述记录集《听见了吗?十二位少女的故事》节选]

慰安所生活

慰安所 慰安所内部 去慰安所的日军

根据慰安所的类型、设立时间、地区,受害者的生活状态也各有不同。有些被强征的妇女,表面上是生活在民间私营的慰安所中,但实际上,因为民间私营的慰安所的许可证和经营权也是由日军掌握的,故民间私营慰安所在本质上也隶属于军队。日军对于日军直营的或是新占领地区设立的慰安所、在战争后期的管制愈发强硬。

“慰安妇”制度受害者在进入慰安所后都会得到一个日文名字,并以此日文名字在慰安所里生活。慰安所里的“慰安妇”,有些是被严禁外出,有些则是只被允许在规定的时间和范围内外出。此项规定,对于被强制带至群岛的“慰安妇”受害者来说则有所不同,受限于岛屿环境,逃跑无门,所以这些妇女的外出不会受到特别严格的限制。
日本军“慰安妇”的受害女性几乎从未直接领取过酬劳,只得到过类似如今凭单的军票或者金券。这些票据只是作为“服务”过士兵人数的证明,虽曾有过“日后可凭借该票据换钱”的说法,但是大部分的慰安所由业主负责经营管理,所以实际上大多数“慰安妇”都没有获得过所谓的相应的报酬。更有甚之,经营业主还会以交通费、服装费、餐费、慰安所生活费等名目为借口,使得“慰安妇”背负债务。

为预防性病,沦为日本军“慰安妇”的女性需使用安全套并接受定期性病检查。这些安全套,有的是由部队或经营业主发放给军人,有的则是由业主直接发放给受害女性。“慰安妇”们还需要接受定期的性病检查,一般来说是每隔一周或两周进行一次,设施简陋的地区一个月进行一次。除此之外,为预防性病,经营业主还会让“慰安妇”们使用软膏或消毒液。染上性病的“慰安妇”会被隔离,但这种隔离并不是让“慰安妇”们停止接客,而是在其房间门口加以标记,与其他未染病的“慰安妇”加以区别而已,如此导致“慰安妇”病情恶化的情况居多。

日军制定的《军慰安所使用守则》中,虽然规定禁止虐待“慰安妇”,但业主或军人却仍然对“慰安妇”频繁施暴。当发生“慰安妇”自杀或者死亡事故时,“慰安妇”的尸体会遭到遗弃。被送到激烈的战场上的“慰安妇”要与日军同生共死,可能会因为遭遇炮击或运送过程中因运输船沉没而身亡。

[出处:对日抗争期强制动员被害调查及国外强制动员牺牲者支援委员会、日本军“慰安妇”口述记录集《听见了吗?十二位少女的故事》节选]

慰安所实情

  • 慰安所建筑及结构

    每个地区的慰安所各有不同,有的设立在日军占领的建筑中,有的设在日军以“慰安所”这一特殊目的临时修建的建筑中。前线的慰安所大都设在帐篷或者临时木制窝棚中。慰安所一般是一层或者两层的建筑,底下设有卧室和接待室,日本军“慰安妇”的房间则主要位于顶层或者后方。慰安妇的卧室及其狭小,只能容下一张大小为0.9mX1.5m的床。一些地区的“慰安妇”在地板上铺个床垫就寝,忍受着寒冷和潮湿。

  • 慰安所的“性奴隶”生活

    慰安所周围设有带刺铁网,慰安所内的“慰安妇”们是处于与外界彻底隔绝的状态。日本军“慰安妇”的一切动态被近距离监视且行动受限。在日夜受到监视的恶劣环境中,日本军“慰安妇”还被强制每天为60至70名军人提供“性服务”。一般情况下,每个士兵都有“使用”时间限制,但实际上因使用“慰安所”的军人数量太多,导致“使用”时间限制形同虚设。因此,就算每个士兵只能在“慰安所”待2-3分钟,也时常出现有20-30名士兵在门外排队等候泄淫的情况发生。

  • 健康检查

    军医对日本军“慰安妇”进行的定期健康检查仅仅是为了预防性病,对因军人用香烟造成的烫伤、淤青、刀伤、骨折等均视而不见。

  • 食物及衣物等

    虽然军队会提供食物及衣服,但“慰安妇”却一直处于食不果腹的状态。“慰安所”虽有明文规定按“使用”时间给“慰安妇”支付钱或者军票,但实际给“慰安妇”支付费用的人却寥寥无几。大部分受害者都没有收到过任何报酬。即使收到能抵用钱的票单,也无法从管理者那里兑换成钱。

  • 性病及怀孕的恐惧

    日本军“慰安妇”一直被性病和怀孕的恐惧笼罩。大多数“慰安妇”都曾感染过性病。虽然患病的“慰安妇”会有一段恢复期,但大多数的时候,就连月经期也要被迫继续“工作”。所有女性受害者都曾因这种彻骨的耻辱,尝试过自杀和逃跑,但一旦失败等待她们的就只有死亡。

[出处:《日本军“慰安妇”问题-法律争论的整理及最近的动向分析》p25~26,李锡兑等6位,民族问题研究所2009]

解放后的生活

慰安妇受害者 慰安妇受害者 慰安妇受害者

沦为日本军“慰安妇”后,幸存的女性未能如愿回归故里。虽然一部分受害者以同盟军俘虏的身份被带到收容所后被遣回国,但是大多数的受害者都被丢弃在当地。日军战败后,曾屠杀“慰安妇”,还有大部分业主则丢下受害女性独自回国。受害女性只能凭借一己之力勉强过活,各自孤独地寻求归乡的方法。但都由于“找不到回家的方法”或者“没有颜面回去”等原因,只能被迫留在异国他乡。

幸存的受害者即使回归故里,也一直饱受身体和精神上双重折磨。殴打及残忍的虐待行为导致的外伤、不孕、性病等因曾经日本军“慰安妇”经历而造成的后遗症长期折磨着受害者。而这些受害者为缓解病痛持续服药后,又出现药物上瘾的问题。同时,遭到日军蹂躏的痛苦记忆也一直使她们备受屈辱,她们惧怕这段经历会让自己在韩国社会遭到歧视,挫败感、抑郁症及失眠等心理创伤使受害者们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甚至有些受害者因不能参与社会活动,无法被家庭制度容纳,陷入了贫困潦倒的境地。

[出处:对日抗争期强制动员被害调查及国外强制动员牺牲者支援委员会、日本军“慰安妇”口述记录集《听见了吗?十二位少女的故事》节选]